凯瑟琳∙黄: 把务实主义变成乐趣与美丽

身为丹麦比雅克英格斯 (Bjarke Ingels)集团的伙伴,美籍建筑师凯瑟琳黄设计的作品含括经济适用房乃至全球最受瞩目的声望建筑项目。然而,对凯瑟琳而言建筑不仅是形式上,而是在塑造我们的城市、生活与社会,并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

Words

Michelle Arrouas

Photos

Marie Hald

走在哥本哈根Nordvest区很难不停下观看那栋伫立在Dortheavej街上的新住宅,但引起注意的并非它只是一栋新大楼。这栋五层楼高木造预制组件建成的曲线住宅形成一个小广场。不知怎的,它看起来同时具备立方与曲线美,外观显得既谦逊又华丽。一方面,它捕捉并反射阳光与该区完美融入;但另一方面看来,它的美与该区林立的加油站、上世纪中期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与汽修店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Dortheavej住宅本身即是经济适用房方案,以其街道Dortheavej命名。它由非营利经济适用房协会Bovita(前身为Lejerbo)所委托,丹麦建筑业比雅克∙英格斯集团Bjarke Ingels’ Group (BIG)设计。但是它完全不会让人联想到经济适用房。落地窗与层高3.5米的设计使得66套公寓皆明亮通风。每套大小不尽相同,但皆具创意特质,例如: 进阶式楼层。这些特质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并有助降低成本。

当凯瑟琳检视顶楼公寓时说道: “它在阳光下确实非常漂亮。” 这是她带领建筑团队设计这栋建筑物后第一次回来这里。这也是她初次见到完成的公寓成为他人的家。里头的住户是一年前搬来的一个年轻家庭。

她说提升人们对社会住宅家园的想法对她而言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非常北欧式思维,人们不该对居住在社会住宅的人抱有羞耻的态度。这与整合有关,如果人们可很好地融入所在的社会,他们就可成为既快乐、又有生产力的一员,而非居住在四分五裂的环境。我认为这是个可持续性的思维,我也深深受它启发。”

“当突破重重障碍时,你必须极具创新性与创造力,这就是惊喜、乐趣与美丽之处。”

凯瑟琳并不仅只探索斯堪的那维亚式的建筑思维方式,她其实在塑造它。 Dortheavej住宅案就是一个例子。当BIG投入时,该住宅案的计划本为一个私人项目,但当Bovita接手时就改变了。预算也变的大量缩减,随着紧缩,创造力也开始增长。凯瑟琳领导的团队被迫找寻更实惠的方案,这衍生到采用预制结构单元,团队决定堆栈它结果创造出高天花板、进阶式楼层与一种特别吸引力。

凯瑟琳说: “当突破重重障碍时,你必须极具创新与创造力,这就是惊喜、乐趣与美丽之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从预制结构单元,其为最基本的解决方案开始。当你从标准解决方案着手,过程总是衍生出意想不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必须采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却帮助了整个项目。”

我们沿着建筑物散步,摄影师请凯瑟琳脱下外套拍张照。凯瑟琳对助理梅莉莎∙墨菲帮拿外套时感到抱歉。她也为自己在丹麦一词Dortheavej的美式发音,与美国的政治情况一并道歉。我们午餐采访时她试图边吃、边说她自认不如老板那般地能言善道(在充满活力的讨论建筑与可持续性之前)。

然而,即使凯瑟琳本人很害羞,她的建筑作品毫无借口地无所畏惧,特色是胆大想法和科学思维结合。这就是为何她能成为全球最知名建筑公司之一的合作伙伴,与她的思维方式并非巧合。凯瑟琳的建筑之路从化学实验室开始。

2007年,她在哈佛大学里培育果蝇,本科学位是生物化学,当时她要在两种职业里做选择: 一是追随梦想成为建筑师,或者继续在生物化学领域发展。她的父母希望她走哪条路完全毫无疑问。她说: “基本上,亚洲移民的父母只想你当医师或工程师。建筑不在常规之路上,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想这么做。”

然后顶着一头乱发与疯狂想法的教授来访学校。 “他对建筑的思考方式,尤其他用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待时,真正让我产生共鸣。” 凯瑟琳说第一次与比雅克(Bjarke)见面时, “当时我既年轻又害羞,但我鼓起勇气问他在哥本哈根是否可收实习生,一个连看地图我都指不太出来的地方。”

几个月后凯瑟琳搬到哥本哈根,打算待上一年。实习结束后,她曾短暂的回波士顿完成学业,然后返回哥本哈根加入建筑公司。她已爱上了公司的愿景、第一年认识同为实习生的同事,与这个城市。她说: “我在德州奥斯汀长大,一个汽车驱动的城市,所以搬到哥本哈根,基于随处骑自行车即可抵达的规模,确实是个变化。” “城市里的共享工作空间与美国的同构型的公司相较似乎更有意义,这使得哥本哈根感觉上相当安全宜居。这个印象自我居住10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我认为如果比雅克(Bjarke)来自奥斯汀,那么他必定会成为一名全然不同的建筑师。”

凯瑟琳将于2019年7月庆祝在比雅克∙英格斯担任全职建筑师及成为哥本哈根人10周年纪念。签下BIG的工作合同前,她曾短暂地在美国两间较小规模建筑公司实习。虽然凯瑟琳主要的职业生涯只待在一间公司,她并没有自立门户的迫切需求。

“建筑的基础为世界各地提供形式,在其努力应该要人文与社会的。”

她说: “我想我会继续在这间公司是因为我与公司的观点非常一致。一个根本的看法是,假如你在相同的成本中能够提供额外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去做。这不仅是美学,而是为公共区域作出贡献,例如Dortheavej住宅前方的小型广场。办公室是由这种近乎无意识对公共区域的责任感塑造而成的。其他公司这会被视为属于他人,就如同政府该负的责任。”

凯瑟琳认为建筑师有特别责任去教育和启发客户、及政治家,该如何用可持续的方法去作设计。

她说: “我想认为在政治舞台谈论建筑时,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能作出贡献。” “建筑的基础为世界各地提供形式,在其努力应致力于人文与社会。仅仅是建筑业的规模 ─ 其中就能源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了巨型面积 ─ 降低成本也有庞大的责任与机会。”

BIG在哥本哈根、纽约和伦敦的办公室里雇用了百位建筑师。这些员工都非常国际化 ─ 凯瑟琳猜测哥本哈根办公室里已经有40个国家代表,并分成较小团队,一次最多可进行七个项目。凯瑟琳主导一些项目,即使它们本质不尽相同,最近她参与了小从社会住宅案到大型企业有声望的工程,这些过程如出一辙。前两周,至少有四人的建筑师团队研究该项目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背景,然后他们将聚首,尽可能的探讨更多可行方案,抛弃不适用的。

凯瑟琳笑着说道: “基本上我们试着跌的重与摔得快。” “起先,我们即屏除了许多想法,但我们在每次的更迭都学到一些。进化的过程中你几乎抛弃了每个想法,然后突然地就有一个对于现场、客户与办公室最合适的想法油然而生。”

凯瑟琳刚到哥本哈根时,要她做失败的专家是个挑战,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在我年轻时,我非常害怕失败。事实上,去制作某样近乎完美的东西就是进化、练习和重复。现在我了解创新源于我们为自己做的适应、不完美与其他规则。”

建筑本身的视觉元素往往是最受赞誉的,但界定Dortheavej住宅的美学特质其实源自经费问题。凯瑟琳说: “比雅克(Bjarke)真正寻找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能创建、解决浅在的社会、环境及经济方面问题的建筑物。” “这是为何我的科学背景在这合作无间。这不只是创造出主观美丽之物;而且你可真正量化它。与其他形式相比这个想法是否可更好的解决问题? 这就是办公室的优势。看起来它似乎是形式上驱动,但实际上是功能性驱动。”

凯瑟琳描述BIG另一个设计案,位于哥本哈根前工业岛上的废弃场地与极限运动公园结合,作为这种务实主义引导成乐趣的一个例子。 “我们把废弃场上所需的机器放置在所需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四周盖上建筑物,最终我们造出了这个大型、倾斜的屋顶。由于它坐落在极限运动公园的正中央,哥本哈根普遍地形平坦,我们就想在这的上方安置一个滑雪坡。务实的决策引发屋顶上建造一个滑雪坡。将务实主义发展到极致,我们从中获得令人惊讶又美丽的东西。”

“务实的决策引发于屋顶上建造一个滑雪坡。”

凯瑟琳热情的认为建筑应塑造我们的家庭与工作生活,所以她对共同生活空间的趋势满腔热忱。对于一个尚未能公开披露的新项目,她一直研究建筑如何促进公共区域的链接。

她说: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他们想要将经验真实地连结,而不是搜集物品。这意味着需要较小的私人空间、增加人们交流的共同空间,观察这些趋势如何影响空间的形式挺有趣的。创造出人们更容易偶然认识邻居的空间,形成社会互动的催化剂成为建筑界的任务。”

在一阵兴奋下她停顿了几秒,几乎喘不过气的说道 “我认为建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非常有趣。”

BIG也对共同生活的广泛趋势感到兴趣,因为它能降低能源成本、减轻全球都市士绅化崛起所带来的空间不足问题。

凯瑟琳说: “常见到人们因无法负担而离开所在都市,但随着更多人转向共同生活,居住将变得更加实惠,共同生活最好的一点在它提供了节省能源,能负担在都市过生活的选项,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共同居住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BIG人性化建筑核心理念紧密相连。这个全面性态度即是说服凯瑟琳决定当建筑师的原因。她也因而打算跟她的女儿与同为BIG长期合伙人的丈夫留在哥本哈根。

凯瑟琳说: “我深受传统斯堪的那维亚人性化设计的启发,为何许多优秀的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皆来自哥本哈根其实有迹可循,因为他们过着被好作品包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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